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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言小说阿特伍德PDF完整高清版》
内容简介
“亲爱的读者们:你们曾多次向我提问,关于基列国极其内部运作的细节。这些疑问都成了这本书的灵感来源。而另一部分的灵感来源则是我们正身处其间的这个世界。”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使女的故事》结局十五年后,基列国的统治从内部显露出衰腐的迹象。在巨变将临的关键时刻,三位不同身份背景的女性的命运开始交错,进而引发了颠覆性的后果。她们从各自的视角见证了历史的变迁,三种不同的叙事声音构建起一个更宏大、更开阔的时空,首度披露了基列国倾覆背后的秘闻。过去与未来在讲述中逐渐交叠,真相以令人惊叹的面貌呈现在读者眼前。
作者简介
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一位勤奋多产的作家,也是二十世纪加拿大文坛为数不多享有国际声誉的诗人。现居多伦多。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起,阿特伍德便以持久旺盛的创作力不给评论界任何淡忘她的机会。她获得过除诺贝尔文学奖之外的大多数重量级国际文学奖,并被多伦多大学等十多所院校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她的作品已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2017年,阿特伍德获卡夫卡奖和德国书业和平奖。2019年,阿特伍德凭借《证言》再度问鼎布克奖。
精彩书评
“这部小说并不像出自一位处于写作生涯晚期的作家之手,相反更像是她的巅峰之作,这一点着实令人惊叹。”——布克奖评委丽兹?考尔德
“我一直认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很快就能获诺贝尔奖,且我现在仍这么想,仍希望她得奖。”——石黑一雄
“她一向超前。不管是她的哪部小说,读者定会在半小时内沉迷其中。”——资深出版人卡门?卡里尔
“如果哪一位小说家能够证明创作一本续作是正确选择的话,就非阿特伍德莫属了。”
——《卫报》
不只是谈女性主义,也是人类共同的命运
《使女的故事》发生在基列共和国,一个以神权统治为基础的国家。环境恶化、生态破坏等原因导致国家生育率暴跌。为了维持人类的繁衍,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被集合起来,成为“生育机器”。由于小说最后留下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局,三十多年来,读者们始终在追问关于基列国及其内部运作的细节,以及女主人公的命运发展。对此,阿特伍德表示:“这些疑问都成了这本书的灵感来源。而另一部分的灵感来源则是我们正身处其间的这个世界。”
《证言》将时间设置在前作结局十五年后,通过三个不同的女性角色的经历和视角,拨开前作留下的重重迷雾,讲述了基列国倾覆背后的真相。作为近年来最受瞩目的美剧《使女的故事》原著小说的续集,《证言》一经发布就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大量关注,作家阿特伍德也因此获得了布克奖。美剧《使女的故事》第一季首播后,立刻成为播出平台史上观看人数最多的剧集,并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刷新着同类型剧集的观看纪录。
在2017年的艾美奖上,《使女的故事》包揽了五项大奖,目前播出的三季在豆瓣的平均分高达8.8分,第四季已经预定会在2021年上线,《证言》也将被改编为电视剧集。希望两者间的延续性,以及小说和影剧的联动效应能给带给读者和观众更多的惊喜。
细节来自于历史
阿特伍德写《使女的故事》时提到,“这本书的细节都来自于历史。”换句话说,她不是为了写未来而编造细节,创造一个未来世界,她是基于人类的历史谈论未来。对此,赵松解释:“人类的特点,历史感和历史经验教训伴随曲折的发展,尽管我们不能用进步和乐观的发展概括这个世界。事实上历史的艺术还是在的,正是因为有历史的艺术在,阿特伍德在书的最后留了一丝希望,有拯救的可能性,当然她把拯救的可能性放在女性,她认为女性会成为拯救世界的人。”
杨懿晶觉得,阿特伍德这本书之所以跟今天的读者产生这么大的共鸣,正是因为作者选择的材料都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阿特伍德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并且重新研读了自己写《使女的故事》时参考的材料。另外,阿特伍德的语言有一种悲剧性的诗意,她细致入微,对细节有非常强大的描画力。而这可能跟她的家庭出身有关系,她的家人都是科学家,她从小在加拿大的丛林里长大,所以她的作品也会体现对科技破坏人类生存环境的反对。
来颖燕认为,“小说就是一种虚构的历史,呈现出很多本质化的东西。”阿特伍德的初衷在于,恢复那些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的,但我们却因为习以为常而视而不见的东西。她设定一个奇特的环境,让这些东西被我们看得到。所以我们可以不单单以回望的角度去看这本书,而是深入去考察,去讨论书里提到的问题。
于是谈到疫情期间翻译这本书时,就感觉到这本书其实有在提醒大家注意一些事情。那些我们看似天经地义的日常性的细节,其实都是来之不易得到的。书里讲到女性的信用卡被停掉,归属权被归属到男性直系亲属的名下,她们没有名字和工作,甚至没有基本的生活用品,卫生纸、咖啡都没有。恰逢疫情,看到这些就会想到其实很多日常的东西都来之不易。《使女的故事》剧照 来自 豆瓣
《使女的故事》剧照 来自 豆瓣
不仅仅是女性主义小说
人们在提到《使女的故事》、《证言》时总会谈到女性写作的问题。而来颖燕认为,阿特伍德的很多小说,虽然都是从女性角度来切入,但是她探讨的是人类共同的命运。从这个角度,她的作品并不能简单地划归为女性主义小说。“就像很多人把波伏娃的《第二性》搬出来,这是很鲜明的女权主义的著作。很多人说你会这么想是因为你是女人,她会说不,我会这么想是因为它是事实。它的目标性不仅仅在于重塑一些东西,而是从更广阔的更整体的角度解决一些问题。”
于是在回答读者问题时解释,强调《证言》并不仅仅是一个女性主义文本,其实是希望大家关心到女性主义之外的话题。现在每一个人,每一种人都是在遭受着多重身份的压迫,女性主义只是多重当中的一重,如果把这一重专门提出来就会忽略掉别的问题,就会让别的问题变成小问题。关于女性主义的问题,在这本书里我们能看到的是男性集权统治的社会对于女性的压迫。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其他细节,比如莉迪亚嬷嬷,作为男权统治下的女性统治者,她要做出什么样的牺牲?她为什么会变成压迫和统治别的女性的人?
每当我们提到女性主义这个标签的时候,总容易把自己逼到很狭窄的政治路线立场上面。但如果我们按照女性主义该有的范畴的去理解它的话,它应该是非常大的场域,包括女性的身体、女性的工作、女性的家庭观等等。《证言》里就谈到了女性教育的问题,女孩子要学插花、做饭、做女工。但当我们把女性主义标签贴上去的时候,就可能会给年轻的女孩子误导,即做这些是不对的。但绣花本身是美的,错的是用它作为标准去定义女性。
赵松则认为,不仅限于女性主义,并不代表这个不重要。问题不是单一的,所有的问题都是有关联性的,而不是割裂开的。如果给一本书标签化,就会导致问题被简化。来颖燕补充道,“很多时候可以说女性写作,慎用女性主义。为什么大家很警惕把阿特伍德写作归于女性主义写作身上,因为她探讨很多问题:经济、生态环境的。如果聚焦于女性身份的话,这些问题就漠视掉了。”
写作是危险的
阿特伍德有专门提到写作是危险的事情,虽然她是借书中的莉迪亚嬷嬷把这句话说出来,但很可能表达的是自己的心声。阿特伍德是写诗出身的,她写诗的时候加拿大文学一片荒芜。所以我们称她为“加拿大文学女王”,不光是在夸赞她的写作能力,还有她对于加拿大文坛文学界的推动作用。她当时跟一群诗人要振兴加拿大文坛,并且积极参加国际交流活动,跟北美、南美的一些作家保持交往。
阿特伍德最初写《使女的故事》时,有写见证者文学的意识。这个意识很重要,甚至比她决定写什么样的故事更重要。那时候她听一个南美的女诗人讲到,南美的一些大屠杀中暴露的可悲的事情。但这些女性遭遇迫害的事情并没有被记录下来,全都淹没在历史当中。所以,女性作家要记录的事实当中,很大一部分是被历史淹没掉的那部分。
后来阿特伍德去到联邦德国,在那边她想到要写《使女的故事》。为什么她想写?也不是她凭空想出来的,她听说了罗马尼亚的770法令,了解到罗马尼亚人口骤减,政府干预生育,就萌生了写《使女的故事》的想法。所以说阿特伍德跟科幻作家走的路并不相同,她要写的都是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她由此想到,一个女性的性能力、生育能力变成了资源,变成了资产的话,国家机构、国家机器会变成什么样的运作?
所以,《使女的故事》其实是基于一些调查才写出来的,显然这种写作是危险的,因为她把很多大家忘掉的事情,假装不知道的事情挖出来,又塞到了故事里。
当然,说“写作是危险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写作是思想的表达,写作永远不可能只是讲一个故事。如果读者顺着故事当中的思路去思考的话,世界就会变得比较危险。就像《使女的故事》的女主,她受制于命运,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不光光使女受到了压迫,包括大主教,大主教夫人,这些看似在权力机构上层的人也受到了压制。所以书里其实讲述了一个危险的关于霸权的故事,一个关于人类权力争夺的故事。
使女的证言,所有男性都应该读一读
证言毫无疑问是一本女性主义小说。 “你去读这个小说会感觉她的语言非常好,冷静、克制、准确,她对细节的刻画,你会觉得她非常讲究。女性主义作品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流行的作品,比如最近《82年生的金智英》等这些女性作品出来。但是我一直有一些遗憾,有一些女性作品出来后,你会觉得媒体也在说它是女性主义作品,但其实你看到的是愤怒、怨怒、控诉。但对真正的文学作品或者高级的艺术品来讲,我觉得这些作品是有欠缺的。”
“而阿特伍德做出非常好的示范,她从女性视角、女性立场、女性力量出发,用女性的声音,女性的语言,基于女性身份和女性立场的想象力看到全人类的生存和全人类的困境,她仅仅讲的是生育权被控制吗?仅仅讲女性身体被控制吗?她讲的不仅仅是女性,也不仅仅是男性,也不是基列国。”张莉说。
止庵认为,阿特伍德写的不是一个纯粹的寓言故事,“这里有好多现实生活和人的体验,包括人在世上被人控制,人被人操纵,整个命运一切都被人决定,这是我们最受不了的事情。即使我们可能没有像书里写的丧失这么多,但是作家意义就在于,我们可能经历了5%、10%,作家给写到50%、70%,让我们知道原来那个是我们可能面临的命运。”
霍艳认为这本书真正要解决的不仅是女性意识问题,还是整个社会整体性的压抑,这不光是男性对于女性的压抑,同时也是女性自己内部的压抑。她举了书中的一个例子:在《使女的故事》里,她要怎么受孕?需要使女枕在大主教夫人的腿上,由大主教夫人拉着她的手,同时和大主教三个人完成这个过程,影视剧很好的还原了这个过程。这个过程被这几个嬷嬷设定出来的,为什么用这几个嬷嬷,因为在基列国没有成立之前,她们是正常世界女性代表人物。她们作为成功女性,更知道女性的痛点和女性在乎的点是什么,所以她们用这样一个方法去羞辱每一个人。
一本警示之书,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不是那么的安全
《使女的故事》是在1985年出版的,书中设置的时间点正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设置得这么近?这是止庵在初读时一直感到迷惑的地方。“因为近之后,有好多地方写起来不容易。越远越容易。三千年以后特别好写,但是二十年以后,过了二十年,跟你这个不一样,你就白写了。所以我想为什么写得这么近?我读《使女的故事》从头到尾都有这个质疑。”止庵认为。
“她发现文明所有进程非常脆弱,可以一夜之间全部都崩塌,包括你的文明、你的享受和你所有的权力,你所有愉快的东西,你喜欢的东西。所以她把距离拉这么近,拉远没有意义。拉得很近告诉你,这些东西非常危险。现在已经2020年了,基列国并没有百分之百成为现实,一方面证明她这个书没写对,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往后推,可以不断往后挪,我们可以从今天看将来的二三十年之内,可能又会出现一个基列国。”止庵说。
止庵认为:“它是一个警示之书,它永远告诉我们,你别以为你已经拥有的东西永远拥有,你拥有的东西很可能会被剥夺了。阿特伍德写这本书研究了很多关于纳粹的历史,她知道(他们)都做了什么。所以这本书像闹钟似的东西,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不是那么安全,可能你拥有的东西突然一天就没有了,而且你心甘情愿成为那个剥夺者,每个人都是被剥夺者,同时每个人又是剥夺的一员。”
在止庵看来阿特伍德是非常关心这个世界的人。“有的作家根本不管这个世界的事,这也是非常好的,博尔赫斯就根本不管这个世界,你爱怎么着怎么着,跟我没关系,这样的作家很多,都是非常伟大的作家。还有一些作家就是特别在乎这个世界,她之所以在《证言》把基列国写结束了,也是因为她自己都80岁了,一定要有战胜这个东西的方法。”
《使女的故事》语言凝练、意味隽永,营造出一种混沌、绝望和和阴郁的情绪,而这部续作《证言》则像一盏缓缓点燃的明灯。正如她在谈及写作时所言:“写作或许有关黑暗,有关一种想要进入黑暗的欲望甚至强迫感,并且,幸运的话,可以照亮那黑暗,从中带些什么回到亮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