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安放的同情PDFtxt》图书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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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安放的同情PDFtxt》

内容简介

为什么我们总是对远处的灾难报以极大的同情，却对身边的不幸兴趣寥寥？世界被科技手段无限缩小，也把远处的不幸拉近到每个人身边。狄德罗相信五感的界限就是道德的界限，传媒技术将我们的感知力拓展到全球，让我们对千里之外的陌生人似乎也产生了道德责任；而卢梭认为人类的情感被距离拉伸时，必然会挥发、黯淡，我们之所以如此关注远处的灾难，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承担身边的义务。

房间内，哲学家正撰写一部关于社会幸福，或是普世道德的著作。正在这时，有人在他的窗子底下被谋杀。他听到了这个不幸者的惨叫，但在斟酌了一番之后决定对其不闻不问，他不希望自己关于普世伦理的工作遭到打扰。哲学家思考整个人类命运的工作如此重要，眼前的不幸丝毫不能打动他。

原文试读

第一部杀死满大人

第一节拉斯蒂涅踌躇了

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中，拉斯蒂涅向他在卢森堡公园碰见的友人、医科学生毕安训，提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你看过卢梭的作品吗？他在书中有一段问读者，如果在巴黎不动窝，单凭意念便能杀掉一个中国的满大人当时法国人将中国清朝官员称满大人。而发财，他们干不干？你记得吗？”毕安训记得卢梭作品里的这一处，但他是否会点头，同意在这模拟的情景中凭借杀害满大人而致富呢？他承认自己做不到。拉斯蒂涅却解释道，生活中有时会出现一些境况，让人非得咬牙搏一搏不可。比如说当你神魂颠倒地爱上了一个女人，而她又需要大笔钱来买衣服、置办马车，随意挥霍。那你可不会仅满足于献上几个铜板吧。拉斯蒂涅有两个正待嫁的妹妹，而他还不知要上哪儿去筹这二十万法郎的嫁妆。他想跻身巴黎上流社会，却犹豫不决是否要为此下血本。在这两个学生居住着的公寓里，还住着一名在逃的苦役犯伏脱冷，他支配着一个分支庞大的犯罪组织。伏脱冷给拉斯蒂涅的未来出了个主意：这名法学生得爱上泰伊番小姐，她的哥哥为了父亲数百万的遗产欺骗了她。伏脱冷将铲除她碍事的兄长，这样拉斯蒂涅就能通过这桩亲事摇身变成富翁。面对这一协定，拉斯蒂涅踌躇了。他倒宁可牺牲远在北京的满大人，而不愿为了梦想的幸福而染指一桩近在巴黎的谋杀。

在二人的长谈中，伏脱冷向拉斯蒂涅兜售了他的哲学：人生就是这样，人们总得为了捞油水而弄脏手，谋杀并不比一场金钱婚姻所带来的折磨更糟。一个乡间律师的蝇营狗苟也不比弥天大罪更无辜，要想捞油水就得摘下道德眼镜来看社会。在巴黎，出人头地才是一切，道德家永远也改变不了现实——这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如此告诫拉斯蒂涅。他着了魔般被这样一种看法所吸引：“头脑和良知都离他远远的，他只看到这世界原本的样子。”走运就是美德，伏脱冷宣告道：在富人面前，法律和道德不堪一击，说白了这社会不过是骗子和受骗人的集合体。伏盖公寓里的现实是活生生的一课——倒霉鬼们不会扶持互助，他们对别人的贫苦漠不关心。在这社会里，厄难毫无震慑力。

巴尔扎克讲述着那些发生在社会最底层的悲喜剧。他目睹了在巴黎上演的多彩生活，那里面交织着真的痛苦和假的朋友，再将这些令人迷惑的印象在他充满了情感冲突的全景画卷中展开。即使很多事件是如此骇人，以至于——巴尔扎克解释道，连最不可救药的利己主义者都要在惊愕中收手。但这印象消失得是如此之快，就像是人们很快就忘记了一只匆忙被啃掉的水果。巴尔扎克以这种方式领着他的读者进入了高老头的故事。高老头为他的两个女儿搭上了自己所有的财产，却在临终前被二人抛下，孤独地死去。在小说的结尾，继高老头之死的大场面之后，拉斯蒂涅终于狠下决心要跻身巴黎上流社会：他向这个嗡嗡作响的蜂房看了一眼，似乎想吸尽其中的蜂蜜，同时喊出了这样一句豪言壮语：“好，现在咱们来较量较量吧!”这正是巴尔扎克站在巴塔耶街居所的窗台上，面对着巴黎时，呼喊出“总有一天会征服这个城市”之誓言的倒影。

《高老头》是整个《人间喜剧》系列中，巴尔扎克采用“人物再现法”的第一次尝试。拉斯蒂涅之前已在《驴皮记》中登场。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复出现的人物达到三千个，这给人们造成一种幻象，就仿佛他们属于真实的巴黎似的。读者对他们的生平了若指掌，就像是了解现实社会中有头有脸的人物。在《人间喜剧》中，拉斯蒂涅是出场最频繁的人物之一，他在二十五部小说中露脸，而他的朋友毕安训甚至在二十九部书中出现。这个最终当上了内阁大臣的不择手段的野心家，与他无欲无求的医生朋友，就像天平左右平衡的两端，体现了两种相对立的道德观。当躺在病榻上的巴尔扎克要求召唤他的医生时，他指的正是毕安训。

在小说中，拉斯蒂涅和毕安训都称他们知道卢梭著述中的满大人寓言。这实际上属于巴尔扎克将现实与虚构穿插混合的写作技巧。因为在卢梭著述中，根本没有这则寓言。巴尔扎克如何确信，那些熟悉卢梭的读者会欣然接受呢？然而他成功了。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误以为满大人的寓言是卢梭的首创。1915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对战争与死亡时期的思考》中首次引用这一寓言，之后在《文明及其缺憾》中再次引用，仿佛卢梭的作者身份不容置疑。人们自然地将这则寓言置于卢梭所处的时代，这一方面是因为在18世纪思潮中，满大人是贤明立法者的化身；另一方面，在当时关于远程控制作用与偶发事件之关联的诸种猜测中，满大人也常扮演重要的角色。恩斯特·于格尔（Ernst Jünger，1895—1988）在1965年7月12日的日记中，对狄德罗作品的引用也印证了这一点：一桩发生于巴黎出租屋中的弑父凶案该如何进行，取决于远在中国的一位满大人在起床时，究竟是先动左腿还是动右腿。这同样也是一桩由遥远处微小的动静所引起的谋杀案。在这里，巴尔扎克显然是在追溯一个属于18世纪哲学范畴的案例。

第二节对简朴的礼赞

虽然卢梭本人从未在作品中提到满大人的故事，巴尔扎克依然将此故事与卢梭的名字挂上钩。他明显认为这则故事的潜在思想与卢梭的哲学之间存在深层关联。如果在这里就放弃追究巴尔扎克提及卢梭的原因，还为时尚早。不久之后，卢梭的名字再一次出现在拉斯蒂涅和毕安训之间的对话里。满大人难题，毕安训说，是每一个人入世时都要遇到的问题。有人想飞黄腾达，有人苟安于平凡的生活。人总得在大天地和小圈子之间做出选择。毕安训觉得，一个人的需求在最小的圈子里也同样能得到满足。幸福需要花费每年一百万也好，一百个路易也好，内心的感受都是一样的。毕安训援引卢梭的《新爱洛伊斯》和《爱弥儿》作为论据，反对不惜代价换取飞黄腾达的行为，为自己所做出的选择——当一名乡村医生，过着简朴的生活——进行了辩护。

毕安训大概知晓卢梭在《新爱洛伊斯》和《忏悔录》中所描绘的那小圈子里的美好小天堂。在《忏悔录》的第五章中，卢梭写道，围绕着德·华伦太太的小圈子“或许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集体。我们的愿望、我们的关注、我们的心灵都是共同的，一点没有越出我们的小圈子”。这种自成系统的小社会是完美的，如果有第四个人加入，就好像一切秩序都乱了卢梭在《新爱洛伊斯》中，描写了在青年时期，自己在尚贝里与德·华伦夫人与其忠实的仆人克德·阿奈共同度过的简约、快乐的生活。。毕安训所描绘的乡村医生的生活，也正是以这种简单、一目了然的圈子为背景的。在这里，人的基本欲求得以满足，情感生活也仅局限于为数不多的几个亲友之内。“人的欲求，”毕安训向他的野心家朋友拉斯蒂涅解释道，“在最小的圈子里和在大环境里同样能得到满足。拿破仑也没法一天吃两顿午饭，情妇也不比一个寄宿的医学院学生多几个。”

卢梭在《爱弥儿》中也传达了类似的讯息：“各种身份的人都是一样的，富人的胃也并不比穷人的胃更大和更能消化食物，主人的胳臂也不见得比仆人的胳臂更长、更有劲，一个伟大的人也不一定比一个普通的人更高，天生的需要，人都是一样的，满足需要的方法人人都是相同的。”仅有生活必需品就知足的人们，只有他们才能在上流社会中横行的各种蛊惑面前独善其身。在《新爱洛伊斯》中，卢梭写道，过剩，是所有苦痛的源头；但必需品，即使多余出来，也绝不会引起挥霍滥用，“因为必需品有它自然的限度，而实际的需要从来不是漫无节制的”。你可以把做二十件衣裳的钱用来单独做一件，把一年的收入一顿饭就吃光，但你没法同时穿两套衣服，一天吃两顿晚餐。毕安训正是遵循这种简约生活的哲学，而拉斯蒂涅则果断地踏上了通往挥霍的路。于是，点头干掉满大人的诱惑，对于后者来说要大得多。

毕安训援引卢梭的名言，用来陈述他为何拒绝用身份、阶层和财富来将人们区分开来的理由。而在《爱弥儿》中，卢梭写下这些话时，却抱着对当时社会秩序的悲观展望。这就是卢梭有名的对法国大革命的预言。卢梭期望用这预言来摧毁现有秩序的骄傲及人们对其持久不衰的盲信。因为人们在面对正处于支配地位的秩序时，总难免偏颇，误以为它坚不可摧，对即将到来的、不可避免的革命一无所知。他们既无力预知革命，也无能阻止它的到来。实际上卢梭将这种看似不过是心理学的分析与预测相结合，洞悉了一场革命的到来。直接激发了卢梭之预测的不是普遍蔓延的贫穷，而是法兰西王国的光辉：“任何一个闪耀着的王国，都正处在没落中。”卢梭显然认为进一步的解释是多余和危险的。他对革命的预告与他在最初关于科学与艺术的论述中所反映出的文明同根论——科学艺术不仅无助于敦风化俗，反而将招致无可挽回的道德沦丧。

这一回答的原创性在于，它指出文明社会的没落就蕴藏于其发展之中。崛起的过程即是衰退的过程，所以文明社会维持一段时期后必寿终正寝。卢梭可不打算去力挽狂澜，因为他不相信，一个已经呈现衰退趋势的社会还值得延年益寿。卢梭也不认为危机会推迟到来，使得现存秩序在短时间内依然苟延残喘，甚至发生逆转。他洞见到了一种“危机状态”（Krisenzustand）。这个看似自相矛盾的概念——因为危机通常不是指一种状态，而是两种状态之间的过渡阶段——蕴藏着真正的预言：旷日持久的危机状况和连绵不绝的一系列革命。卢梭在这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经预言了这场永久危机。事实上，卢梭之后的一代人所生活的这段时期，着实得了“革命的世纪”（siècle des révolutions）这一名称。

毕安训从卢梭的《新爱洛伊斯》和《爱弥儿》中提取出的生活准则，正是以这种危机状态为背景而制定出来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它预设了危机状态已经来临，抑或是即将来临。因为一旦危机来临，每个人都将命运未卜。卢梭写道，只有懂得如何做一个自然人，才能获得幸福。不可磨灭的，唯是自然烙在人类身上的印迹。正因为如此，人们才需要尽可能地保留，甚至挽回人的自然性。这里面就包含了一种认识：“爵爷、富翁抑或是大人物，都并非自然状态下的产物。”那么这些权贵和人上人，一旦现有的社会秩序崩溃——它本来即是合着他们的意而建立起来的，他们会怎么样呢？一个只会为有头有脸的人服务的地方官吏，被撤了职会怎样呢？一个单知道靠金子过活的收税员，若是没了钱会怎么样呢？或者是个爱慕虚荣的傻子，习惯了将自己存在的所有意义维系于那些身外之物，失去了这些会怎么样呢？答案是：“一个人要能够在自己的地位发生变化的时候毅然抛弃那种地位，不顾命运的摆布而立身做人，才说得上是幸福的。”同理，一个国王被废黜时，王位所赋予他的一切皆化为乌有。这时，他只有依靠自己、证明自己，才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他可以跻身到“人”的行列中，这才是人类的终极王国。然而并不是每个人——更不消说是个国王，都懂得要跻身其中。

在《高老头》的开篇，巴尔扎克描绘了一幅文明进程的黯淡图景，对文明的诅咒丝毫不逊于卢梭。“文明的车子像毗湿奴偶像的神车一样，被一颗较不易碾碎的心稍挡一下，立刻将之压碎，又继续滚滚向前。”满大人的寓言正指涉文明的灾难性力量。它比照了两条路和两种道德观：为追求显赫与权力，不惜作恶的权贵道德，以及崇尚朴实的私密小圈子中的道德观。毕安训遵循卢梭的文明批判论，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是想要实现小圈子里朴实生活的理想。卢梭的名字在这里出现，并不因他是满大人寓言的作者，而因为他对这寓言中所提出的问题，给出了答案。

问世间，同情为何物——读《无处安放的同情》

《无处安放的同情》一定程度走红，与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有关。

武汉一疫，让全球化形态下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群，展现出多种多样的反映：有马上行动送来救援物资的，有空喊口号不见行动的，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有煽风点火借机生事的，有见风使舵察言观色的 ……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种博爱的表述，倒是适用于当今信息发达的地球村，但“四海之内皆兄弟”式的同情究竟有多大的力度呢？德国作家汉宁·里德2004年完成的《无处安放的同情》一书，以“关于全球化的道德思想实验”为副题，对18世纪以降欧美哲学家有关道德的论述进行了解读，于针锋相对的观点对战中，探寻同情心的边界与价值。2020年1月在中国出版后，迅速多次加印，成为新冠疫情爆发初期一个图书热点。

此书的主角是卢梭和狄德罗，一对曾经的密友和反目后的论敌。加入战团的，阵容十分豪华：巴尔扎克、伏尔泰、亚当·斯密、弗洛伊德、大卫·休谟、托克维尔、帕斯卡尔、孟德斯鸠……当然，这个“战团”并非同时代人的直接较量，而是此书作者汉宁·里德吹响了集结号，把不同时代的观点集合到一处，对人类的同情心进行了近乎无情的解剖。

《无处安放的同情》内容无须过多介绍，只要把书中提到的几个哲学意向拎出来，即可明了本书主题和焦点所在。

——杀死满大人。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一书中，借主人公之口提出了一个假设：“如果在巴黎不动窝，单凭意念便能杀掉一个中国的满大人而发财，他们干不干？”马尔扎克把这个假设安到了卢梭的身上，其实它属于巴尔扎克的原创。“满大人”是当时法国人对清朝官员的代称，躺枪一般成为欧洲思想家们热烈讨论的对象。这个意向指涉的人性是：当面临牺牲一个遥远陌生人的性命，取得大笔财产或利益的决择时，你的同情能起多大作用？

——残暴的思考者。狄德罗在《百科全书》的《自然权利》一文中，设计了一个自私的巨人，在不为人知、不受惩罚的前提下，巨人为了自保，不惜毁灭一部分人，极端情况下不惜毁灭全人类。狄德罗将这个不惮于任何暴力的自然人称为“残暴的思考者”。

——塞住双耳的哲学家。这个意向出自卢梭，也有人认为是狄德罗掺到卢梭著作的。说的是一个哲学家正坐在屋中，思考着人类幸福、道德的宏大主题，这时，窗外传来被谋杀者的惨叫声。哲学家斟酌之后，决定不予理睬，继续思考人类幸福的问题，眼前的不幸不能打动他。

——富有人性的伦敦人。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假设一场地震吞没遥远的中国（又是中国），一个富有人性的伦敦人会“表示深切的忧伤”，但很快会转化为对世态炎凉和人生无常的一般感慨，并怀着绝对的安全感呼呼大睡。亚当·斯密的假设进一步向纵深挺进，倘若富有人性的伦敦人明天要失去一个小指，那今晚他就会寝食难安。

——爱尔兰房客。卢梭在《关于戏剧演出给达朗贝尔的信》中，假设一个爱尔兰房客，在房子着火时无动于衷，声称“着火与我有什么相干？我不是房主，我是房客”。当火烧到身上，他才跳起来大喊大叫，认识到虽然房子不属于自己，但有时也需要关心。

由哲学家们这些假设的桥段，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同情心是人类比较普遍的情感，无论身边还是远方的灾难和痛苦，都会引发同情之心；二是同情因距离的遥远和人员的陌生而变得一般化、形式化。三是同情与自利相比分量极轻，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会不惜牺牲他人。你或许会说，这些认识太水啦，尽人皆知，只是不如哲学家说得那么到位罢了。此话有理，但西哲从18世纪开始就“同情”进行的讨论，在深挖人性的过程中，能让人类反醒自身，在社会规范与自然人性之间寻求着微妙的平衡。这很难，如同走在平衡木上，左摇右晃，蹒跚前行，恰如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

有关同情的道德困境，并非只存在于哲学家的假设桥段，现实的拷问时时向人类逼近。译者周雨霏在《译者序》中，以2015年9月叙利亚男孩伏尸海滩的照片为例，指出欧洲在难民潮中面对的道德、政治、安全危机。在现实的考验面前，博爱、同情的普世观念，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灰色的理论在常青的现实面前，总会显出灰头土脸的无奈表情。

那么，这些有关同情的深刻讨论有没有价值呢？汉宁·里德在本书扉页上题辞：“本书系纯粹理论探讨，于实际生活毫无指导意义，谨启。”这是一种冷酷的幽默，听着挺拽的。

而卢梭和狄德罗们曾经热热闹闹讨论过的同情，如风中尘埃，飘飘摇摇，终究无处安放。

艺术真的可以改变现实吗？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过这种经历，你是否有为了一本小说或一部电影中的一个人物悲惨遭遇而流过泪？有时我个人又认为这就是一种无处安放的同情，它是脆弱的，泛滥的。我记得我曾经看过这样的一段话：任何看似高尚的同情心，如果无法与受害者的具体行为建立联系，就仅仅是一种“矫揉造作的悲痛”而已。当然，我是不知道矫揉造作在这里是否为一个褒义词了。

可是，我们常常忘记自己的同情心也同样需要被满足。就比如我参加了一个志愿活动，是陪护自闭儿童玩耍，但是在自己费心费力无论怎么样都没有成效，根本改变不了现状的情况下，我还是乐于去做，因为我觉得我在为此努力，我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这可能就是我们的被满足，我们现在的部分三观也许可能完全被网络支配着。

这次的武汉也许就是一个很形象的例子，网络上喊武汉加油湖北加油的声音也不少，可是现实生活中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出门拒绝戴口罩者，在非常爬窗翻墙只为出门者呢？

作者简介

德国著名作家、翻译家，莱比锡图书奖得主，哲学家约阿希姆里德之子，汉堡大学荣誉博士。著有《长长的影子》《笔记本》《征服者：20世纪的思想家》等作品，曾获2011年莱比锡图书奖。

德意志日本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日本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特聘讲师。研究方向为20世纪德国社会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精彩节选

若单凭意念就可以杀死一位远在北京的满大人，并因此致富，你会怎么做？

想要满足同情心衍生出的包罗万象的要求，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必须成为深谙怜悯之道的高手，才能应对不断扩展的道德对象。在历史上，人们已经利用文学、戏剧和绘画作品作为辅助手段。今天的媒介手段更是数不胜数，让人们仿佛能近距离感受遥远处的不幸。

友谊线是一种将普遍事物本土化的过程。契约、和平、友谊这些概念，原则上只在欧洲也就是线这一边的旧世界，具有效力。所以西班牙人认为，某些契约在印第安即美洲是无效的。这种边界划分给人们以借口去作恶，甚至违反正义的基本原则。它们同时也被用于道德哲学，对道德的普世有效性提出质疑。如果我们想一想18世纪时，各式各样的道德体系林立的状况，全球化的边界理论在当时的道德哲学层面实际.上颇具现实意义。在这里，理性充当了一条边界，将符合理性的道德与拂逆理性的道德区分开来。道德间的边界不仅模糊了善与恶间的区别，它甚至有可能被用来重新划分善恶之界一这边是善，那边是恶。

人类的道德的边界是否能同步扩展？是否会分裂为两种道德，一种适用于身边的人和事，另一种专针对遥远处的不幸，还是会自我迷失或是沦为游离于现实的抽象观念呢？在《于絮尔·祢罗埃》中，巴尔扎克给出这样的答复：道德本身是不变的，而义务在不同的领域中各异。卢梭认为，在人性道德的实践面上做文章是条歪路子。“关怀与同情得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才容易奏效。”1764年首次出版的《哲学词典》在1767年出了增订版，伏尔泰在其中增补了一个短词条：“世上只有一种道德，正如只存在着一种几何学。”怎样找出与受难者的共鸣和怜悯心之间的联系，一直是我们深思的问题。

当全球化使世界变得看似越来越小，当传媒技术足以将灾难的现场在视觉和听觉上带到我们身边，当世界各地发生的不幸都能够迅速进入人们的视野时，人们是否会对不相识的他者产生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式的同情呢？而这种看似普世的同情心，将指引人们走向无边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一种抽象的伪道德，不指向任何具体的道德行为，最终让人们在伦理方面成为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呢？

无处安放的同情：关于全球化的道德思想实验引用了十八世纪以来的几个著名思想实验，巴尔扎克、卢梭、伏尔泰、亚当·斯密等启蒙精英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弗洛伊德、荣格等文学与思想巨擘跨越时空的思想交锋，掀起了一场关于世界大同的道德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