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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国画》是官场题材小说,洋洋五十万字，对一批生存于权力中心和边缘人物的世相百态的精微描写，呈现了一代人的精神漫画。

关于作者

当代著名作家王跃文，湖南溆浦人，因长篇小说《国画》的发表而引人关注。与他本人曾在政府机关担任过官职有关，其作品大多描写官场内部事件，有人喻之为现代的“官场现形记”，他的小说集，也被命名为“官场春秋”。

其他出版作品还有《梅次故事》、《亡魂鸟》、《朝夕之间》、《官场春秋》、《没这回事》、《王跃文自选集》、《王跃文作品精选》、《文艺湘军百家文库王跃文卷》、《龙票》、《有人骗你》、《西州月》等。

精彩试读

最近朱怀镜很忙。五月份即将举办的商品交易会是荆都市一年一度的，现在是第十四届。朱怀镜抽调在商交会筹备办公室，负责内贸系统参会单位的总联络。办公地点设在南国大厦。朱怀镜基本上就在南国大厦上班，处里日常工作交给副处长邓才刚负责。

有什么重要事情，朱怀镜才临时回去一下。处里现在除了随时听从领导差遣，就是编录全市财贸系统常用电话号码；汇编上年度中央、国务院和市里财贸方面的文件；在全市领导干部中开展财源建设征文活动。

星期五下午，飞人制衣公司老板裴大年到南国大厦找朱怀镜，想托他弄个好点的摊位，飞人制衣公司打算参加商品交易会。朱怀镜满口答应帮忙。事情说好后，他想起李明溪画展的事。为了给李明溪的画展筹资，朱怀镜找了几家企业老板，已经弄了五万多元。其实他咨询过，在荆都办个画展，两万来块钱也就够了。但裴大年既然上门来了，他想不妨说说这事。请他资助李明溪。裴大年也不好多说什么，只问：“是你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你说要多少？”朱怀镜说：“已筹了一些了，还差万把块钱。”裴大年就要掏口袋。朱怀镜忙摆手，说：“路是路，桥是桥。哪天我约了李先生，你把钱直接交给他。”裴大年说：“朱处长太见外了。”朱怀镜说：“这也是交友之道啊。我这人就是这样，自己有困难，不轻易向朋友开口。但别的朋友有困难，能说服大家帮帮就帮帮。万一我自己一时手头急了，要借个千儿八百，话就说在明处。你说是不是呢？”裴大年点头不止，直说朱怀镜讲义气，这样的朋友值得交。他奉承了一会儿朱怀镜，突然凑过头来，神秘兮兮地说：“我不知你觉得方明远这人如何？”朱怀镜不明白他的意思，但听这口气，像是有什么话说，就不置可否，只问：“你同他交道多吗？”裴大年大摇其头，说：“我同他打交道也算多了。说实话，这人不太够朋友。我只对你说，上次皮市长儿子要出国留学，我们几个人去意思一下。他说手头紧，问我借一万块钱。我说万把块钱在我这里还说借？拿去吧。我马上给了他一万。朋友嘛，何必这么小气？可过不了几天，我有急事要找皮市长，请他帮忙联系一下。他说皮市长很忙，晚上开常务会。我想领导忙，就迟一天吧。第二天我听一位朋友讲，那天晚上皮市长根本就没开会，同我那位朋友他们几个人在荆园八号楼打麻将。他这就太不够朋友了嘛！我想，你就是邀我一起去打打麻将，不是我说得难听，你让我输个几万我也是输得起的嘛。我后来就不找他了，自己直接上皮市长家。王姨热情，让我就在家里等着，一直等到皮市长回家！”朱怀镜不便说方明远什么，只得应付几句：“皮市长两口子都很好，对我们不错。”他想方明远是个很老练的人，只怕早就看出裴大年嘴巴子不紧，怎敢带他去同皮市长搓麻将？想到这一层，他又玩笑道：“贝兄，我话是说明了，这一万块钱是赞助，没有还的啊！”裴大年忙摆手，说：“朱处长说到哪里去了！”

送走了裴大年，朱怀镜看看手表，四点多钟了。因是周末，他想回处里看看。刚进办公室一会儿，方明远来了，对他说，皮市长明天准备去荆山寺看看，没有别的人，只让司机和他俩陪同。因刚刚听裴大年说了方明远的那些话，朱怀镜心里有些不是味道。

但他猜想是方明远在皮市长面前说话，让他一道去玩玩，到底有些感激。方明远说：“我俩今晚还得去打个前站。那种地方市长去得注意影响。”方明远走了，朱怀镜本来是同玉琴约好一起去听音乐会的，只得打电话说晚上得开政府常务会。玉琴只说这个音乐会来的都是些全国一流的艺术家，可惜了。朱怀镜就玩笑说，可惜什么？反正是别人送的票。

还有半个小时才下班，朱怀镜拿出张天奇那篇论文随意翻着。论文他早润色过了，还过得去。他却不想马上就寄给张天奇，免得人家说他不认真帮忙。现在张天奇对他还不错，他也就能帮就帮帮。官场上没有几个朋友不行，他朱怀镜如果没有方明远，只怕现在还不会出头。但裴大年说的话总是鲠在他的心头，他对方明远的感觉又复杂起来。

那次皮勇出国，方明远邀他一块去皮市长家吃饭，说让两人各凑五千块钱意思一下。哪知这方明远却是找裴大年当了冤大头。他自己不掏钱还不说，还倒赚了五千块。天知道方明远当时怎么想起要邀他朱怀镜一道去？是不是方明远不想把到手的一万块钱全掏出来，要找个人凑齐一万块钱好看些？现在回忆不起当时的细节了，方明远这小子会不会临时调包，把那一万块钱当做他一个人的人情送了呢？想到这里，朱怀镜的情绪就坏起来了，没有心思再看张天奇的论文了。他暗自叹道，官场上交朋友，到底还是要小着点儿心啊。

朱怀镜回到家，见香妹多准备了几个菜，就问今天是什么日子？香妹告诉他，今晚喊了四毛吃饭。四毛现在带着二十来个人做事，也很忙的，好久没叫他过来吃饭了。朱怀镜问：“也不知四毛做得怎么样？钱肯定是有赚的。有些话我不好说，你做表姐的说吧。他现在事实上是在走江湖，要学会打点。俗话说，河里找钱河里用。他个人赚的钱只顾个人用，就做不了长久。”正说着，四毛敲门进来了。四毛穿着件藏青色西装，系着条淡雅的碎花领带。叫声姐夫，就坐了下来。吃饭时，朱怀镜问了四毛维修队的事。

四毛把酒杯喝得咝咝响，说还做得下，招来的人都是他自己选的，一切听他的。朱怀镜见四毛有些得意，看不顺眼，就说：“你对那些人还是要管严些。乡里人进城，时间长了，就容易忘乎所以。机关里处处要小心。不要乱串，高声大气。特别是手脚要干净，小偷小摸的事是万万不可发生的。”见四毛有些不自在了，才反过来又很关切地问：“这段在忙什么？”四毛说：“在搞二办公楼到四办公楼那段路，要挖掉重新铺水泥。

还有三办公楼后面的花园，要把旧栏杆全拆了换新的；花园中间的小路也要重搞，换成卵石拼集的，就像八一公园的那种。下一步还有大工程，西门那一排围墙要全部打通，改作门面。”朱怀镜想，四毛说的这些工程，除了改门面，都是反来复去年年搞的，就愁钱没地方花似的。

吃完饭，方明远电话来了，说车已到楼下了。下楼一看，并没有见到皮市长的车。

他正东张西望着，就听得方明远在喊怀镜。原来方明远站在不远处的树影下，身旁停着一辆三菱吉普。公路蛇行而上，两旁的路灯发着橘黄色光。沿着这公路，有一条小溪潺潺而流，终年不枯。小溪的源头便是荆山寺背后的佛影泉。相传东晋末年盛夏，高僧法缘大师芒鞋破袖，云游到此，见山崖下清泉无声而涌，汇成深潭，再涓涓成溪，心中暗喜。举目四顾，更见乱石峥嵘，古木参天。天色渐暗，法缘大师不忍离去，山云当幕，夜月为钩，倚石枕泉而眠。夜里忽生一梦，只见泉出之处，白光闪闪，状如莲花。法缘大师忙双手合十，闭目念佛。醒来便在泉边结一草庵，就地修行。从此这无名之泉就叫佛影泉。经一千五百多年，荆山寺香火日盛，出过不少高僧大德。这里便成了南方名刹，善男信女长年朝拜。现在寺里的住持叫做圆真大师，是著名佛学院毕业的高僧，市政协委员。

车只能开到荆山寺下，接着得爬九九八十一级石阶。方明远便同朱怀镜拾级而上。

朱怀镜问：“想不到皮市长还有这雅兴？”方明远小心地望望背后，再笑道：“他是每年都要来几次的，正月里是必来的。今年正月太忙了，就拖到今天。”石级很陡，中间又没有歇脚的地方，等爬到荆山寺外，两个人都觉得背上汗津津的了。山门紧闭，朱怀镜说站一会儿吧，气都喘不匀哩。两人站了一会儿，就去敲门。敲了半天，门才吱呀一声开了一条缝，一个小和尚伸出脑袋，很不耐烦地问：“做什么的？”方明远说：“是圆真师傅的朋友，姓方。”小和尚望了两人一眼，说：“你们等着吧。”朱怀镜心里好笑，觉得这和尚的做派同国营商店里的营业员没什么两样。

没多久，听得里面有人训那小和尚，“你怎么让方处长站在外面呢？”又听得小和尚低声辩了一句。门开了，一位穿红袈裟的中年和尚伸出双手迎了过来，连说怠慢了。

方明远介绍道：“这位是朱处长。这位是圆真大师。”圆真大师忙拱手说了久仰，又同朱怀镜紧紧地握了手。客套完了，圆真大师请二位进山说话。方明远同圆真大师并肩走在前面，有说有笑，圆真时而回头朝朱怀镜笑笑，怕冷落了他。朱怀镜越发觉得有意思了。

荆山寺是依山而建的，进了山门，迎面是天王殿。殿前的大岩石上建有小亭，亭上“佛影泉”三字清新灵秀，似暗藏禅机。汩汩清泉正从岩底无声而涌，经山门右边暗渠流向寺外。一行人从天王殿左边穿过耳门，拾级而上，就望见了大雄宝殿。大雄宝殿前面是个大坪，左边是鼓楼，右边是钟楼。这鼓楼和钟楼早已形同虚设，因那钟和鼓都被作为文物保护起来，荆都人已有好多年没有听到荆山寺的晨钟暮鼓了。再爬十来级石阶又上一层，就是法堂殿了。沿山而上，后面依次是达摩亭和毗卢阁。僧寮在最后面的山脚下，灰暗的灯光下可见廊檐下书有“庄严”二字，左边尽头那间大僧房门楣上有“方丈”二字。回头往右边看，僧寮檐下却横了一堵墙，墙中一门如洞，门扉紧闭。那里面住的是尼姑。这荆山寺僧尼同庙。

到了方丈门口，圆真大师侧身站立，礼让朱方二位先进去。里面倒也简单，只是一床一桌，几张椅子，还有大大小小几个木盆。圆真大师很麻利地拿起一块抹布，将椅子抹了一下，请朱方二位坐。小和尚忙取了杯子倒茶。圆真大师说：“茶不好，多多包涵。”方明远说道哪里，就端起茶杯喝茶。朱怀镜也只好抿了一口。却发现这茶还真的不错，暗香绵绵，苦中带甘。喝了一会儿茶，方明远说：“圆真大师，皮市长今年一开年就忙得不得了，没来得及上山。他打算明天来一下，一早就来。”圆真说：“他老人家太忙了还总忘不了上山来看看，这是荆都僧俗的福气啊！谢谢领导关心，阿弥陀佛！”方明远说：“还是老规矩，皮市长早些来，先不放人进来。等皮市长走了再进人。”圆真说：“这个自然。”方明远又交代：“不用准备什么，只需烧些开水，准备些好茶叶，泡杯茶喝就行了。”圆真说：“惭愧，茶就只有这个茶了。”朱怀镜说：“这茶很不错。”

事情说好了，闲坐着说白话。方明远问：“到日本感觉怎样？”圆真说：“感谢领导关心，还很不错。日本的佛教事业比我们要兴旺些。我拜会了一些日本高僧，彼此交流，很有心得。”听了这些话，朱怀镜猜想圆真是刚从日本访问回来，说：“佛教总得入俗才有生命力。我觉得像基督教之所以影响那么大，就在于它覆盖了全部世俗生活。

可佛教呢？佛法是佛法，世俗是世俗。”圆真说：“朱处长说到佛教同世俗的关系，的确有些道理。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讲，现在佛教是受世俗影响太大了。就说我吧，应该清清净净在这里修行，政府却偏给我个正处级待遇。说待遇呢？给个正处级又有些不顺，因为我还是市工商联副主席。我们佛教为什么要划归工商联我至今不明白。就算划工商联，那我就不该只是个正处级，而应是副厅级。

国画小说好看吗

写的不错，只是不明白梅玉琴怎么就突然喜欢上朱怀镜，一个一直在风月场上快30多岁的美女，见着一个还没啥起色的副处长，就一心一意，不求名分做了小三。

刚出版就读了，官场里攀爬的人，其实都是用心的人，要达到目的，无论手段只要结果。某个角度说，这些人到该让人“佩服”。

赵汀阳在《反政治的政治》中这样说过官僚制度：

“当政治博弈退化为行政博弈，这种行政斗争的游戏虽然在智力上是高水平的（阴谋水平惊人），但在精神上是极低水平的，它没有任何精神性的意义，毫无精神追求，毫无理想，道德和美学的意义都退化到趋近于零，只剩下单纯的无耻斗争。秦汉以来中国历史所记载的各种“政治斗争”其实都没有什么政治意义，而只是一些在荒谬、残酷、变态、阴毒、无聊等方面都超出了人们想象力的宫廷斗争、朝廷斗争以及地方与中央的斗争，都是为权力而权力、为利益而利益的单纯比赛。 ”

《国画》《梅次故事》《沧浪之水》出版之后，多少刚刚工作的年轻人把这些书当作初入官场的教科书！但是，这些“窝里横”的胜利者，除了在他们自己建起的那个铁屋子里称王称霸之外，一旦走出洞穴，不还是给人揍得像二逼一样？陈可辛电影《投名状》里那三位大人高超老道的勾心斗角技巧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这种“智力上高水平”的过家家游戏一般的智慧，表现出过任何一点儿把大清国从西洋人和东洋人的入侵和蹂躏中拯救出来的可能性吗？

“科举制似乎成功地鼓励了人们学习知识的普遍热情，但儒家意识形态却被规定为唯一的学习内容，人们修习到的只是一些复制性的知识。按照官僚帝国的制度，只有学好了意识形态才能做官，而做官是这个社会中能够以智力投资而获得最大利益的唯一途径，这样的诱惑基本上否定了其它所有智力投资方向，帝国的智力事业就萎缩成为学习意识形态。这种学习不是为了发展创新，而是为了不断重复、不断体会而巩固既定观念，这种永远自身复制的意识形态几乎彻底摧毁了帝国的智力事业，使思想和精神成为荒漠。 ”

科举制度已成陈迹，但是官僚制度造成智力的萎缩和意识形态教育，恐怕都还不是历史问题吧？

现在，还有很多人把官场上的阴谋看作智慧，把世故圆滑看作成熟，歌颂或者惋惜某一集团在内战中的胜利或失败。这是因为这个无所不能、自我复制、自我保护的庞大官僚集团能够取得的巨大利益，让无数“国家主人”怦然心动，进而将这个集团的一切奉为楷模——哪怕是潜意识里的，不自觉的。冯仑在《野蛮生长》里指出过这种现象：企业学机关，企业文件也像政府公文一样充满陈腐不堪的八股气味。国家主人们一边痛骂腐败，一边敦促自己的孩子们入党、考公务员；或者自己一旦有进入机关的机会，“刀山火海，吾往矣！”这种精神分裂透露出一个消息：破口大骂是因为分赃不均。

这个集团，除了善于分赃，而且善于栽赃。共产党有很多失误，但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恶。改革开放之前，官僚集团之所以没有像现在这样尾大不掉，一是因为社会还没有发展到现在这样复杂，官僚集团也不能建立起像卡夫卡的《城堡》那样的外人难以进入的专业壁垒；二是因为那个时代其实也并没有太多值得争抢的资源。于是，历史展现出一种有趣的发展态势：在动不动自我证明其存在必要性的官僚集团还没有主宰中国之前，这个国家战略清晰、行动有力：不论是1964年的核爆，还是1972年卫星上天，抑或是1964年到1978年的三线建设，这些工程和项目至今让中国受益。至于“第三世界”的提法，更是为中国赢得了以他当时的实力没有资格获得国际空间。而在此之后，整个国家都陷入狂热，房地产俨然成为国家支柱产业（房地产业的主导者，不就是官僚制度的范本，“人民政府”么？他们极其表率地建起了当地最好的大楼，引导着房地产业的发展）；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之后，大陆军思维、“人民战争”模式仍然像苍蝇一样挥之不去，军队改革动作迟缓；处理国际关系处处被动，被所谓盟友牵着鼻子、捏住命根，俯首贴耳，而外交部发言人总是摆出一副相声演员的架势，以超越郭德纲为最大骄傲。

这帮废物的杰作，至少不能全部清算在那个曾经为了新中国而浴血的共产党的身上吧？

“这种反政治的制度抑制了具有创造性的思想方式，破坏了人们对公利公德的责任意识，而且推行一种反对卓越人性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一种精神软弱压抑的文化。由官僚主导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更有利于发展懦弱、自私、虚伪、阴暗、阴毒的病态人性，而不利于发展正大光明、勇敢无私、坦诚真挚的健康人性。”

不论是病态的人性，还是稀薄的智力，都注定了官僚集团没有办法集中精力改变现状、聪明正确地完成一件有益的事情。它甚至可能没有办法知道，除了维护自身存在之外，还有什么值得完成的事情，它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是有益的事情。它就会窝里斗，它就会折磨它的主人，而它对于外部的挑战，根本没有任何应对的能力：

“帝国所创造的官僚制度、科举制度和伦理化意识形态就每一样本身而言，尽管有弊病，但没有一样是致命的，甚至也具有某些优点，然而当这三者结合在一起，不但互相抵消了优点，而且互相放大了弊病，从而形成不可救药的社会体制。帝国在统治上是相当成功的，但在政治上却完全失败，而政治失败又导致智力事业的失败，当智力事业彻底失败，无论多么老谋深算的统治技术都将失效，因为国家的危机已经不是来自统治是否稳定，而是国家再也无力经受任何外部挑战了。”

而它在精神上，在智力上，竟然成为了一个国家人民的楷模。人们踊跃学习着官场上的斗争技巧，脸上露出了欢天喜地的笑容。

《国画》刚上市的时候，我还在政府里边作秘书工作，因为爱书的缘故，上班之余和朋友开了一个小书店。书店开了两年就因为经营困难关门了，但《国画》绝对是我们惨淡经营中的一个亮点，我现在还记得，这本书当时我们卖了400多本，算是一个空前绝后的记录。当然，我们的批发渠道，一个业务做得很大的书商，也正是因为这本书而进了监狱。当时我想，或许是我们卖得太多而影响了他的量刑，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就是批发和零售在法律上的区别吧。

当时同在政府中的一个女同事，曾听她讲过，看过了这本书，再参加官方的会议和学习，听着官员们的讲话，看着他们的行为举止，就直犯恶心，而且连绵不绝，于是怀疑自已是否中了书毒，完全是以灰色眼光来看待我们的党国精英了。毫无疑问，是她心理出了问题，当然，这个心理问题一直没有改善，若干年后，她离开了政府，成为一名普通的商人。

其实，《国画》只是一幅世象图而已，有你也有我，表面的浮华，掩示不了内心的挣扎。欲望强烈，希望作更大的官，有更大的权，但又要表示出自已的淡泊名利，的确给为官者带来一个莫大的难题，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无疑是困难的，个别真想当贞妇的，混在婊子群中，尤其困难，假作真时真亦假，功夫不深的，便半推半就作了婊子，大家便把他当作自已人，算是有了“投名状”，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已是可以立牌坊的，而且几乎所有的婊子都有牌坊，大小不同而已，于是，他依稀觉得，自已其实是贞妇了，因为贞妇从来不是自封的，牌坊才是贞妇唯一的证明！

以前总是好奇，为什么西洋画往往是在画布上，厚厚地打了一层底子，再厚厚地层层抹上去，而中国的画却大都是淡淡地，喏大的一张宣白，稀稀拉拉地扫上几枝，空余出许多地方。便心里想这真是浪费纸张。更主要的，西画满满当当的一板油彩，实惠啊！哪有花了许多银子只买得一大半的空白纸，还回家去象宝一样供起来，真是头壳坏掉。

如此愚见，直到读书的时候，学校里的先生教授国画才得教正，原来这不是国人偷懒，也不是老祖宗画技不如人，而是咱们中华民族的艺术智慧。你看这小桥流水，何必要画得砖石班驳，水草靡遗？只要一片皎白，便自然野旷天低；你看那江边寒士，何须衬那乌云密布、四面悲歌？只须留一片苍茫，便自然意境孤远。国画的意境不在于着着落实，而在于观者的想象神追，要去细细地体味。所以花费许多笔墨，还不如一笔不著，尽得风流，这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所谓画由心生，有什么样的艺术，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一个民族的传统艺术，也就往往体现着这个民族的思想。这样留白的智慧，就不仅是国画独有，也是我们身边不少人的为人之道。近日读王跃文的《国画》一书，就让我突生此感。这官场上的交际，就正象国画中的这些手段。觥筹之间的你来我往，笑面相迎的口蜜腹剑，谈笑风生的遮遮掩掩，哪一个不是深得这虚实三味？一瞥一瞪，一言一嗔，都是玄机暗藏。这说不说，怎么说，对谁说，都是大学问。读完之后，只觉得许多的暧昧的眼色和表情在眼前飞来飞去，充满了奥妙的含义，却是如此耐人寻味。想来这些东西都是要人细细去体味的，要怎么说我们的成语里有“察言观色”之说呢？对于这里面的人情世故，《红楼梦》里的一副对联说得最清楚：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此皆世有所承也。

谈到这里面的学问，阎真的《沧浪之水》也颇谙此道。同是写社会精英阶层，同是对现实背面的剖析和展示，又同是出自湖南作家之手，两者的笔法、言语、构思乃至背景都有神似之处。池大为和朱怀镜，都是作者所描写的各自环境中的一个小小标本，他们都来自受过高等教育的阶层，有着知识分子的对社会的一种抱负和关怀，有一种文艺复兴式的自觉的人文精神。池大为古直热肠且爱憎分明，朱怀镜胸怀悲悯但善假颜色。所不同的是，《沧浪之水》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变质，而《国画》写的是官场里的腐烂。

朱怀镜本来是荆都市里一个不起眼的小处长，宦途不甚得意，而由于上司无意间的一次索画，而揭开了他飞黄腾达的序幕。在这蜘蛛网一般关系错杂的前途上，他小心应付，谨慎从事。于是在酒桌上、办公室内、会议场里，处处都是高深的眼神、琢磨不透的话语和变幻莫测的脸色。这种人际政治，几乎已经成了中华民族的一大特色。你看大凡有些中国人的地方，上至机关政府，下至公司大院，甚至朋友之间，只有有利益所在，哪里不见它的踪影？早自千年以来，我们的老祖宗就有“二桃杀三士”、“金刀间枭雄”这样的杰作，可谓“办公室政治”的典范，诛杀异己于弹指间，不费吹灰之力，死了也让你做无头鬼！所以古今以来，中国人最难的都不是做事，而是做人！一不小心得罪了人，也许就象那可怜的邓才刚和池大为一样，柳秘书长和马厅长们轻轻的一句话，就让你不老不死地在那个板凳上坐下去，坐得你郁闷到头发白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国画》里有一段朱怀镜和柳秘书长的谈话，看得我心里这个寒啊，这么一个业务、资历都不错的人，就因为领导的个人之见，就因为他可能反映了一点机关里的问题，就把他摁在一个不上不下的地方，让他象戴了铁面具一样，喊也喊不得，动也不敢动，年复一年地石像般蹲下去，以儆效尤！看到这里我不由得也感觉到了池大为们和朱怀镜们的那深沉的不可分说的由衷。

这就是因为中国是个人治的国家，也是个中央集权历史悠久的国家。实现集权的方式，就是由大集权把权力分发给许多的小集权，也就是大多数的权力和利益都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哪怕是在书中反应的现代，这种人治的痕迹也无法抹去。某些领导的一句话，比所有的制度都管用，他们身边的一切，都因为傍依了权力系统的中心而带上了“权”的意味。小说里皮市长的秘书方明远，就借着市长公子出国的名头，索取企业主裴大年的礼金据为己有；他的公子皮杰，更是仗着老子的名义，对国有土地巧取豪夺，明目张胆地在上面搞起了色情场所，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身边的人尚且如此，位于权力中心的自己就更不必说。记得看过一个笑话，一位在外国的国人在公车上与人起了口角，在一旁的该市市长前来劝解，这位国人笑道：“你TM可真能扯，市长能坐这破车吗？！”国人眼中的“公仆”竟然是特权阶层根深蒂固的代名词，真不知是该笑还是该哭。

人治之重，在现代中国日益呼唤民主、科学的今天显得是如此格格不入，但在我们的现实中却如此默契地存在着，成为现代社会规范化的重大障碍。不仅如此，在这种体制下的许多人都已经丧失了自己。领导的一个赞许，足以使身边的同僚对自己肃然起敬；领导的一个皱眉，也足以让一个人满腹才华郁郁终生！精神上的奴役与被奴役，这就是现实中，中国很多政府机关里的活生生的现实。你看那朱怀镜，只因为一次陪同皮市长打麻将，竟然成了同僚们啧啧羡慕的资本，这样的事情到了他嘴里也变成了“连夜辛苦工作”，由于皮市长亲自过问了他的升迁，他对皮市长感激涕零，连心理上也认为这个又嫖又贿的皮市长是个“勤勤恳恳的好领导”，视其斑斑劣迹于不顾，这不是在权力逻辑和官僚体系下产生的精神奴隶么？再看《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只是马厅长从他身边迈着官步踱过去，就让他噤若寒蝉心惊胆战，事后才发现竟然“汗流浃背而不自知了”，真是笔力透骨！这些知识分子，这些社会精英，他们的前途，他们的幸福，他们的理想，竟然全系于一两个大人物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之间就可以让决定他们的荣辱沉浮！而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他们都会成为这个权力制度下的一分子，或者抛弃良知成为跻身其中的分食者，或者坚守原则成为掌权者手中儆猴的牺牲品。在这样的体系里，还谈什么民主？不过是掌权者手中的一件玩物罢了。这就是国画，这个国家的体制沉疴之画。

《国画》也成功地塑造了一群围绕在这种权力体系下的人们。象黄达洪这样的皮条客、警察败类，因为沾上了袁小奇的钞票，不但鸟枪换炮重新获得了警衔，而且还逼得昔日的对头地委书记坐下来和他称兄道弟讲和；象袁小奇这样的江湖骗子，以骗术起家，到所谓“大慈善家”的漂亮收场，周旋各方而面面俱到；象裴大年这样的暴发户，他本来是靠劳动致富的一个典型，可是他为了自己的前途也不惜整日出丑卖乖攀上皮市长这棵大树。这些人被集中在一个权钱交易的圈子里，用他们的钞票换取各自所需。但是很明显的，这种关系的维护利益倾向要明显许多，因此一旦时候到了，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对昔日靠山翻脸。袁小奇一登上政协委员的宝座，就立刻对当年的狗腿文人鲁夫翻脸；黄达洪一朝得势，就对当年的上司张天奇翻脸，这名利场上，还真是小人无常！我们常说：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但问题是，我们知道谁是小人，可我们不知道谁不是啊！

《国画》也是本很有湖南气息的书。我喜欢湖湘作家的书，因为里面有一种男人的“俗气”。正是这“俗气”，倒显出了现实的一些本色。不过说到底，《国画》也只是一个作家本人对这种体制，这种现实的一种小吏式的嘲讽，一种秘书的世故。这不过是他在官场中的所见所闻，却未必是他本人愤怒的根源。为了衬托这官场的腐臭，他煞费苦心创作了两个人物——放浪不羁的画家李溪明，和几乎出污泥而不染的梅玉琴。单从命名上来说，这两个人就是下了些心思的（《国画》的人物名字都有些意思），也寄托了作者渴望在精神世界上的超脱理想。但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解析，这两个人物显然是塑造得不成功的。李溪明是个画家，用他的几幅画来折射名利场上的纠葛，本来很新颖，而且又切题，但是既名为《国画》，却还未能将这题目写到老，不过是说这画如何值钱，许多人怎样昧着良心私藏等等，成了生硬的道具。后来的李莫名其妙地发疯、失踪，也是几类怪力乱神的生硬，全没逻辑可言。显然是作者对绘画所知有限，这方面的见识和思考不能深入浅出地驾驭自如。于这书里腐败体制的本质反映相去甚远。同样是由艺入书，就远不及胡燕怀的《白板》，难有余香。

如果说李溪明只是不当，那梅玉琴的塑造便堪说失败。且不说一个近三十的老处女怎么可能一瞬间爱上一个人，还登时就“心里怦怦地跳”，而她还偏偏是个见多识广、阅人无数、熟谙世故的女强人！整日都是和权贵打交道，见了一个处长竟然就芳心暗许，一边眉眼秋波好似风尘女子，一边却说句话也脸红；既处世圆滑滴水不漏，又守身如玉纯洁痴情，简直不是正常人可以想象。更重要的是，这女人竟然为了爱情，连名分也不争！不但不争，而且是想也不曾去想！不过想来这情妇也是不好做，安徽省萧县交通局长李志强、呼市公安局局长梁冠中就因为情妇逼着离婚，下手害死了昔日的枕边人的嘛。这梅玉琴也许是知道其中的规矩，所以不敢犯险？这样的女人，即使三流剧本里也难得一见，偏在这本现实题材的书里堂皇登场，不能不说是作者本人古旧价值观的一种曲射。

《国画》和《沧浪之水》都是九九年左右红起来的“官场小说”，也都是我很喜欢的小说，由于两本书有所共同之处，所以不免拿在一起说一说。另外一点，这两本书的人名是有些含义的，联系起来一看也有些意思：池大为这个名字，既有池中世界的暗示，又有着读书人家国天下的意气；而到了朱怀镜，则更多的只是心知肚明，怀镜而自鉴了。我一直觉得池大为和朱怀镜几乎就是一个人，只是一个是过去式，一个是现在时而已。当然其他的人名也多有讲究，有些甚至暗射某些现实人物，这就有待读者自己去对号入座了。

写到此，突然想到，这《沧浪之水》的名字，终究还是带着些象牙塔的书香，而这《国画》，却犹如那丹青上大幅的留白，一眼望去，那回味不尽的留白。

国画描述了官场的世态炎凉，潮起潮落，很喜欢朱怀镜这个人。国画给我们真实的官场画了一副画像，王跃文长篇小说成名作，公务员喜爱小说榜首作品，想要免费阅读全文的可以自己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