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家与先知》图书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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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家与先知》

文章家与先知pdf图片预览

图书亮点

《文章家与先知》是这套文集中专门探讨文章作者的分卷。布鲁姆指出文章作者在人类社会中常常扮演先知的角色，他们不仅为人类指引前路，而且也会用短小精悍的文章为我们提供审美的体验。

内容简介

自1984年起，当代最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与切尔西出版社合作，开展一项史无前例的冒险事业：围绕西方最受欢迎的作家作品，精心拣择最富启发性的批评杰作，编辑出版上千种名家批评文集，以帮助读者增进文学鉴赏力。布鲁姆坦言，在这一力求赅备的宏图大业中，自己亦深受教益，学会了如何为大众写作；文学批评不只是个体的洞察，更是公众的事业。二十年后，他把自己为这些批评文集所撰写的导言，分门别类汇成六卷，以纪念这场堂吉诃德式的冒险。六卷书中所呈现的这些短小精悍的文章，堪称一位稀世天才与文学史上无数伟大心灵所碰撞出的炫目火花。

哈罗德?布鲁姆把文章家分为两类，一类如卢梭、卡莱尔、爱默生、梭罗、尼采、弗洛伊德和肖勒姆，他们是酷似先知的智慧作者，立场各异却引领前路。另一类如蒙田、德莱顿、哈兹里特、赫胥黎、萨特和加缪，他们是风格各异的文章家，同样有着充满智慧的笔触。布鲁姆认为这些富于先见之明的文章，它们最终的用途在于帮助人类完善自身，成为满心关怀的独立个体，而不是在对自我和他人的冷漠中沦为个人主义者。

目录大全

圣经《约伯记》《雅歌》《福音书》《启示录》

蒙田（1533–1592）

帕斯卡尔（1623–1662）

德莱顿（1631–1700）

约翰生（1709–1784）

卢梭（1712–1778）

鲍斯威尔（1740–1795）

哈兹里特（1778–1830）

卡莱尔（1795–1881）

爱默生（1803–1882）

克尔凯郭尔（1813–1855）

梭罗（1817–1862）

罗斯金（1819–1900）

佩特（1839–1894）

尼采（1844–1900）

弗洛伊德（1856–1939）

杜波伊斯（1868–1963）

阿?赫胥黎（1894–1963）

肖勒姆（1897–1982）

萨特（1905–1980）

加缪（1913–1960）

关于作者

哈罗德?布鲁姆

当代美国极富影响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1930年生于纽约，曾执教于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和哈佛大学等知名高校。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诗歌批评、理论批评和宗教批评，代表作有《西方正典》（1994）、《如何读，为什么读》（2000）、《影响的剖析》（2001）等。被誉为“西方传统中最有天赋、最具原创性和最富煽动性的一位文学批评家”。

文章家与先知摘录

导言这本书的开篇文章谈论了《希伯来圣经》的两卷，以及出自希腊文《新约》的《福音书》，余下的篇章涉及二十位文章家和先知。帕斯卡尔、卢梭、塞缪尔·约翰逊、卡莱尔、克尔凯郭尔、爱默生、梭罗、罗斯金、尼采、弗洛伊德、肖勒姆、杜波伊斯，这些人作为智慧作家，以不同的方式酷似先知，而蒙田、德莱顿、鲍斯威尔、哈兹里特、佩特、赫胥黎、萨特、加缪则可被看作多样化的文章家。很多先知自许为文章家，并且这二十位作家都是道德家，虽说伟大的审美家沃尔特·佩特断不肯接受这一归类。有一种文学范畴拒斥简单的归类，正是这个文学范围归拢这二十位作家。蒙田虽师从古人普鲁塔克和塞涅卡，却创辟了现代文章，足可成为之后众多作家的导师。帕斯卡尔是基督教道德家、神秘主义者，对于蒙田极为不满，而其文章总是剽窃蒙田。德莱顿、约翰逊、鲍斯威尔是英国新古典主义者，却也暗中向蒙田赊借，蒙田之于思论文章，正如莎士比亚之于文学虚构，不论以韵文或散文的形式，他都是不容置疑的开山祖师。卢梭——鲍斯威尔曾拜访过他——是浪漫主义思想的先驱，在哈兹里特、卡莱尔、克尔凯郭尔、爱默生、梭罗、罗斯金、佩特和尼采这里，浪漫主义的思想又变为另一种模样。弗洛伊德是浪漫主义的理性主义者，契近其中数位作家，但其丰茂的独创力将他从传统中解放出来。这本书收录的最后五位作家有些扞格不入，萨特和加缪失和之前曾交从甚密。杜波伊斯是非裔美国人先知，负欠爱默生甚多，而阿尔道斯·赫胥黎往好友D.H.劳伦斯的生机论中掺杂神秘主义的常青哲学。格尔肖姆·肖勒姆开创卡巴拉或犹太神秘主义思辨的现代研究，独绝无类，虽则无数后人追随他的足迹。就我写作文学批评而言，在这些前人当中，给我最深刻影响的是约翰逊博士、哈兹里特、爱默生、佩特、尼采、弗洛伊德，而肖勒姆是我的素交，并且一直是对我影响至深的个人导师。我揣度这便是先知文章家的终极效用：帮助我们找到自己，成为关怀的个人，而不是漠视自己，也漠视他人的个人主义者。

亨利·大卫·梭罗

（1817—1862）

一

我们所有人，不论多么特立独行，自始便生在这样的世代——以前的世代多方决定我们的立场和判断，远超过我们可望理解的程度，直待我们在篡改的道路上走得太远，才能获得第二次诞生。阅读《瓦尔登湖》时，我尚年少，不久又读了《论公民的不服从》与《没有原则的生活》。而上大学之前，我极少或不曾阅读爱默生，对他所知十分有限。中年之际，处于人生危机，我开始耽爱于阅读爱默生，自此不能罢读。爱默生帮助我改变对于大多事情的看法——人生、文学，以及我自己，甚至超过弗洛伊德于我的影响。在爱默生的著作中浸淫二十多年之后，回头阅读梭罗，是一种怪异的经验。我的一位同辈，杰出的美国哲学家，历述他所经历的相反的阅读过程，在深入阅读梭罗之后，再接近爱默生，他坦承起初以为爱默生似乎只是“二流的梭罗”。我无意称梭罗为二流的爱默生，因为梭罗在罕见的最佳状态，还是强大的作家，以满怀的激情和慧黠窜改爱默生。但是比起爱默生对于沃尔特·惠特曼以及之后所有赋有感性的美国人的影响，爱默生对于梭罗的影响更巨大，也就是“父亲”这一隐喻，自我理想的实用主义形象，不可规避的前人，文学英雄，美利坚合众国的头脑。

我的文学世代须得重新发掘爱默生，因为我们所承袭的那些批评家，都是追随T.S.艾略特的典范与意识形态，宣称“爱默生的随笔已成负累”。我记得与布莱克默谈论爱默生，他告诉我说，爱默生不足一提，充其量是美国的孤立、灾祸的新教文人的极端范例，这种宗教摧毁了欧洲的拉丁文化。艾伦·泰特更是简练地对我说，爱默生便是魔鬼。在我们唯有一次的交谈中，思想精悍的伊沃·温特斯补充了这一判断。我与罗伯特·佩·华伦交游多年，与这位诗人仅有的争执皆涉及爱默生。华伦对于爱默生的看法极端顽固。由于这些人都是宰治1945年至1965年间美国文学界的批评家（只有莱昂内尔·特里林缄口不谈爱默生），爱默生在那个时代消失，也是不足为怪的。自1965年至今，爱默生复兴，正如他必定、必将复兴，因为他是我们的文学文化的实用主义渊源。沃尔特·惠特曼、艾米莉·狄金森、罗伯特·弗罗斯特、华莱士·史蒂文斯、哈特·克莱恩、伊丽莎白·毕肖普、约翰·阿什贝利写下我们这个时代气象的诗歌，而爱默生曾是且仍是这一气象[46]。

在当下重新发掘的爱默生的气象下，该如何阅读梭罗？或者这一问题本身便有失公允？我承认重读梭罗的《瓦尔登湖》和一些重要的文论，确实产生与初读梭罗的诗歌之时相异的体验，但并非不同类的体验，而是不同程度。作为诗人，梭罗淹没在华兹华斯的阴影里，在这重阴影下，他的驱魔能力微弱得教人忧伤。作为散文家，从概念和修辞上说，梭罗在无法直接窜改爱默生之时，便奋力寻找规避的途径。然而在这场不息的争衡里，最终胜出的是父亲的形象，殊异于惠特曼的争衡，抑或狄金森、亨利·詹姆斯对于爱默生的微妙颠覆。重读梭罗，我或是清晰地听见爱默生的声音，或是疑心自己能够察觉史蒂文斯所说的“头脑中所掩埋的思想的嗡嗡营营”。

文学批评大家布鲁姆对西方二十位伟大散文作家的巡礼，揭示智慧作者的先知角色。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集，文章家与先知一书有些评论确实精到，但有很多也过于陷入俗套的吹捧。整体而言可以给四星，作为一个领悟到灵知的诺斯替主义文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