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有无之境》图书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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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有无之境》

《陈来有无之境在线完整版》

编辑推荐

王阳明是明朝才兼文武、奇志大勇的政治家、军事家，但令他名垂青史的却是他在理学上的贡献。本书对王阳明哲学的内容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并对其哲学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力图呈现出王阳明哲学的基本性格和整体面貌，在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的各个重大问题上都提出了新的分析和诠释。

内容简介

本书是王阳明哲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全书把哲学史研究、比较哲学研究、文化问题研究和文献史料研究合为一体，对王阳明哲学的内容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并对其哲学的内容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并对其哲学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力图呈现出王阳明哲学的基本性格和整体面貌。本书作为系统研究王阳明哲学的专著，思境恢弘，学理精审，史料详尽，在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的各个重大问题上都提出了新的分析和诠释，充分体现了作者在思想把握上的理论造诣和文献把握上的学术功力，代表了当代阳明学研究的高端水平。本书虽集中在王阳明哲学的研究，但其解决的问题和研究方法，对整个阳明学、宋明理学乃至中国古典哲学的研究皆具有普遍的示范意义。

作者简介

陈来，1981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1986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990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任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会氏、中华朱子学会会长、中央文史馆馆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等。已出版学术专著二十余种。

有无之境pdf预览

目　　录

第一章绪言/1

一有我与无我/3

二戒慎与和乐/8

三理性与存在/11

第二章心与理/18

一心即理说的提出/18

精彩原文试读

3.心与礼

“理”的问题不仅涉及到道德法则和自然规律，而且，对儒家传统而言，也联系着礼仪规范。礼者理也，社会生活中具体的礼仪规定及节文准则是儒家“理”的观念的基本意义之一。如果说，心即理的思想，在一般的性善论立场上可能易于接受，在礼仪规范方面则会遇到困难，因为，社会礼仪的规定明显地更少先验性，而更多地具有人为的特点。

《传习录》载：

爱问：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缴于胸中，尚有未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间满清炉省之茶有许多节目。不亦须讲求否？朱生日：如到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腐，只是统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就如讲求冬之调，也只是要尽此心之条，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

讲求夏清，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只是讲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举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使自要去求个强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要去求个清的道理（《传习录》上，《全书》一，第37页）。

儒家文化的特点之一是伦理原则与礼仪活动的高度融合。一方面伦理原则通过礼仪节文而具体化，另一方面礼仪规定也同时具有伦理准则的意义。从而，儒家的理不仅指一般的伦理原则，还指根据不同情况制定的行为仪节即具体方式或形式。在阳明看来，礼所代表的行为的具体方式和规定，其意义本来是使伦理精神的表现制度化、程式化和规范化，如果这些仪节本身异化为目的，忘记了它首先必须是真实的道德情感的表现方式，那就是本末倒置了。其次，在阳明看来，人们只要能真正保有笃实的道德意识及情感，他们自然能够选择对应具体情况的适宜的行为方式。因此仪节是，也应当是道德本心的作用和表现。就其根源而言，仪节代表的“理”是来自人的本心的。最重要的是，仪节本身的周全并不表示善的完成，只有动机的善才是真正的善。《传习录》载阳明答郑朝朔：“若只是温清之节，奉养之宜，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用得甚学问思辨？惟于温清时也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奉养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此则非有学问思辨之功，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谬，所以虽在圣人犹加精一之训。若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至善，即如有扮戏子，扮得许多温清奉养的仪节是当，亦可谓之至善矣”（《全书》一，《传习录》上，第38页）。这表明阳明强调的是动机论的立场。事实上，关于人心是否能自发先验地选择或确定与既有礼仪相符合的具体行为方式，是阳明心学一开始就遇到的挑战，如早年赠林典卿归省序中所说的穷理与立诚的矛盾等，都是如此。在儒家传统里，一方面，至少自孔子以来便十分强调礼仪作为行为的道德化形式和社会文明化方式的重要性，一方面又强调要使道德情感贯穿于礼仪活动之中。所以孔子既叹“熊不觚”，又主张“奢易宁戚”。从而，在儒学体系中一方面“仁”对于“礼”在逻辑上具有优先性，另一方面，“礼”又是儒家的实践特色和文化表现。两者需要维持一个平衡。因而，即使是强调“心即理”的陆氏兄弟，遇到丧礼仪节的问题也仍不得不请教于朱子进行讨论。按照儒家礼仪文化的实践原则，家、乡、王、侯各有其礼，整个社会生活高度仪式化和形式化，并在宏观上体现出强烈的文化意味。即以家礼而言，冠、昏、丧、祭及通礼都有一定的形式规定，这些规定和节目具有伦理实践、文化传承、人格陶治甚至政治象征等多方面功能，即兼有道德的、文化的、社会的意义。一般说来，这些仪节的掌握需依赖传统，如经典的学习，师长的教训，家庭的承续等。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任何一种文化中的礼仪都会遇到脱离时代变化而使形式本身成为目的的问题，何况阳明更多地是把礼仪节目看做伦理行为准则或规范的。因而在他看来，不是不要讲求节目仪节，而是必须分明主次，辨清头脑，最重要的问题应当是作为动机结构的道德观念与道德感情的培养。节目必须出自孝悌等心的自然发用才具有道德意义。如果把仪节本身当作目的或至善，就必然流于形式主义，走向与道德情感对立的虚伪。从这点来看，阳明的主张无疑是有其理由的。

当然，如前所述，即使内在于儒学的立场，对阳明这种仅仅由伦理中心立场出发的观点也还可以提出质疑。“礼”并不仅仅限于人的道德及社会行为的规范，从而站在心即礼的立场上如何处理儒家传统礼学中政治礼仪、制度设置、天文历法、宗教祭祀等活动，都仍是问题。

如果这些也仅被视为人心的自然发现，而忽略其间的讲论研究，那么政治礼仪或天文历法在形式上的连续性、结构上的统一性都无法保持。放弃了经典的研讨，文明的积累也就成为空谈，这些问题在阳明的伦理中心论立场上似未能加以注意。

本书是系统研究王阳明哲学的专著。全书对阳明哲学的内容及涵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对阳明哲学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力图呈现出阳明哲学的基本性格和整体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