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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在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发展过程中,道家思想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然而,道家在政治舞台的活跃却鲜为人知。汉代初期,面对衰退的经济和混乱的政局,文景二帝运用道家黄老之术治国,顺应客观形势,及时调整政策,促使汉帝国迅速崛起。
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刘恒还没有站稳脚跟,便卷入了政治风暴。准确把握了众人心态的刘恒,顺应利益分配的规律,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多方势力之间。
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为顺应经济发展形势,刘恒下令放宽商人的限制,减少商业发展的束缚。汉初的经济由此走向了繁荣,关中地区更是富甲天下。
文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一个外乡人得罪了刘恒,张释之奉命审案,却只判罚款四两金。刘恒得知勃然大怒,张释之却镇定自若,以顺应法律要求为由辩得刘恒怒气全消。
道家思想通过短短几十年的政治实践,一举开创了儒家主宰中华两千年都难以企及的开明盛世。
摘要
文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张释之被刘恒擢拔为廷尉,位列九卿。不久,刘恒外出途径中渭桥,一个长安县的乡下人误以为刘恒的车驾已经离开,于是跑到街上了,结果导致刘恒的车马受到了惊吓。
刘恒让张释之去处理这件事。待问明情况后,张释之禀告刘恒说,此人依法应罚四两金。刘恒对张释之的处理意见自然不满,勃然大怒道:“这个人惊了我的马,要不是我的马听话乖巧,这家伙还不得害得我的车掀翻倒地吗?这么大的罪过你罚个款就完了?”
张释之镇定地回答道:“皇上啊,您看看您,法制观念也太淡薄了不是?法律是不会因为罪犯以及被侵害者的身份高低而改变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该怎么来就怎么来,大家一起遵守,您要是刻意重判,那恐怕会降低百姓心中法律的威信。
“再说了,您要是刚才直接让卫士把他击杀了,那我自然无话可说,可惜您非要让我这个廷尉来判决,那我必须依法办事。‘廷’就是‘平’的意思啊,我得维护天下的公平,要是执法的轻重可以随意由人控制,而不按照法律条文来规范,那老百姓就没办法守法做事了。还望陛下明察。”
刘恒是一个十分理性的人,听完张释之这番解释之后,沉思许久,还是同意了张释之的做法。
张释之执法,那个“法”是为了老百姓着想、维护老百姓利益、顺应“民之自然”的法,因而他身为文法吏,其实是算不上一个酷吏的。黄老刑名学和法家的刑名学在根本上的不同点是前者执法为民,后者执法为帝,服务对象不同则处世立场不同,不可同等语之。
后来还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情,有人盗取了高祖庙内座前的玉环,刘恒很生气,交给廷尉处置,张释之一查法律条文,认定应该将这个人斩弃市。
刘恒听罢怒斥道:“这种无耻无德、丧尽天良的人,都敢跑去偷盗先帝宗庙里的东西,你才给判个弃市?实话告诉你,我就是打算把他一家子都杀了的。你居然跑来给我讲什么法律条文,也太没眼色了吧!这人要不严惩,我还哪里敢自称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先帝啊!”
刘恒的话言过其实,关键被盗的是他自家的庙,肝火才如此旺盛,这也算得上是独裁者心理在作祟。
张释之见刘恒气得要命,便赶紧摘下帽子叩头请罪,同时辩解道:“按照法律,判这个人弃市已经是法律范围内重的惩罚了。再说了,即使是同一种罪行,也要根据作案动机、认错态度等方面综合考量,您现在因为一个人偷了高祖庙里的东西就要杀人家全家,那要是以后万一有人盗取了高皇帝的墓,您打算怎么处置他呢?”
张释之不愧是法学专家,一下击中要害。盗墓跟拿了礼器这两种罪行一比,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同样是盗窃,但盗窃的严重程度不同,惩罚的严重程度也就不应该相同。你要是盗窃礼器都给人一家子全都灭门,那要是有人犯的罪行比这还严重,那你怎么处理这个人?
法律之所以要在处罚上划分层次,就是为了给更严重的犯罪行为制定出更严厉的处罚。
作者简介
林嘉文,西安人,长期致力于秦汉史、民族史的研究,熟读《史记》《汉书》及相关的各家注释,留心到秦汉历史与现代社会之间的独特联系,因而决心下笔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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